20世纪60年代，我们农村还相当落后。在文化生活方面，显得尤其突出。我生长在农村里，几个月才放一次电影。每次晚上放电影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早早地吃了晚饭，到放影处占地方；去的晚了些，只能在远处站着看，或者到影布后边看背影。放影机灯光一亮，只见人头攒动，好大一片。邻村放电影，只要有人知道，便逢人告知，产生很大的轰动效应，一下子会去几百人。有一次郜家庄放《卖花姑娘》，我们很多人去了。因为四个村转片，我们忍着冷等到次日黎明。

      后来，村里电杆上安上了喇叭。每到饭时，喇叭就响起来，广播些新闻，有时放一些歌曲或戏剧。为了听的真切，好多人端着碗到大街上去。再后来，村里给每家安了一个小喇叭，人们在家里就可以听。没过多久，小喇叭不响了。好多青年人看见小喇叭就骂起来。

    在我小学毕业那一年（1970年），我听说安阳市的商店里卖一种商品叫收音机。只要一转旋钮，就能收到十多个地方电台的广播，有新闻，有戏曲等等，那就可比喇叭好多了。虽然仰慕，但知道那是城市里人的事（听说很贵），也只是说说罢了。但从那时起，我就有了想法，攒钱将来买一个收音机，享受享受先进的文化生活。有了目标，我开始攒钱了。我去打醋、酱油，余下几分钱攒起来；过年长辈给几毛钱，串亲戚挣几毛钱攒起来。我还扫榆钱、卖杏仁，把钱也攒起来。我一分钱也不舍得花，只想干“大事”。就这样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我竟然攒了三十块钱（家里人不知道，钱藏在杂屋的破套子里）。我想上安阳去问一下收音机的价格情况，但又怕大人知道是不敢去的（怕大人不让买弄不好还会把钱要去），我只好按捺下这种想法。

      一九七一年初夏，听人说郭村供销社有了收音机，价格三四十元不等，我买收音机的心又燃烧起来，再也按捺不住买的欲望。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天，我和一个小伙伴悄悄地上路了。到了郭村供销社，看到有好几款收音机摆在柜台里。我们询问了几个牌子的价格，最后相中了山东潍坊产的一款：圆形频道屏，黑色皮革外套，还有背带。我开机一试良好（凭感觉而已）。可是一问价格：35.2元。我只有30块几毛钱，买不了，只好同伙伴怏怏而回。

      回到家中，我左思右想，心里不舒服。真心想要，可钱不够，这怎么办？想办法，我和小伙伴商量，借他五块钱。他答应了，要我年时还他。6月23日这天下午，我和小伙伴又一路匆匆地赶到了郭村供销社，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，买下了上次选中的潍坊产收音机。回家路上，我把收音机挎在肩上，高兴的不行，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样板戏边跟着哼唱。快到家时，我又犯愁了：叫别人知道了不行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；叫大人知道了还不知咋样，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事，还是到家先藏起来吧！

     回到家里，我悄悄地跑进杂屋，把收音机藏在我原来放钱的破棉套里。每天下午下学后，我就偷偷地进到杂屋，从棉套里拿出收音机听一会儿，开得那音量小的只能我听见，然后再放好。就这样，我偷偷地听了有半个多月，独自享受了这段时间里先进的文化生活。

      有一天下午下学后，我正在杂屋偷听收音机，没料到被到杂屋找东西的奶奶发现了。奶奶问我这是啥东西，我说这叫收音机，能说话能唱戏。奶奶问我这是谁的，得多少钱，我都一一给奶奶说了。奶奶说先放好，晚上再说吧。

      晚饭后，奶奶把这事告诉了我母亲。母亲听后很是惊喜。她问我钱的来由，我告诉了她，还说借了别人五块钱。母亲对我说，既然买了，就不能你一个人听，拿出来大家一起听吧。我把收音机拿到北屋打开，里面一会儿说新闻，一会儿唱歌，一会儿戏剧。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人说话，都在认真地听。觉得时间很久了，我们才说去睡觉。睡觉前，母亲给了我五块钱，说明天还了人家！

      以后的日子里，饭时，晚上，我们全家人都坐在周围听收音机说话，有时听戏剧歌曲还跟着学，家庭里的气氛活跃了很多。后来，我的伙伴们知道了，下午下学后不回他家到我家，要我拿出来让他们听。他们一边听一边说笑，那情景真是其乐融融！

      一个小小的收音机，是我家的第一部电器。和后来有的录放机，再后来的VCD、DVD、电视机相比，它确实是微不足道的，是不足挂齿的。但在那样一个年代，它却给我们全家，我们的邻居以及我的伙伴们都带来了无比的快乐。就这一点而言，它也算是极大地丰富了我们那个时代人的精神文化生活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