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六三年，我上小学了。那年我八岁。也许我比同班同学都大一岁（别人都是七岁上学），我似乎比他们聪明一些。在学习上我从来没觉得费过劲，但大小考试，我的成绩总在第一第二名，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。在老师的青睐和同学们的仰慕中，我顺顺当当地度过了三年的小学生活。

      一九六六年秋，我进入了四年级。我感觉村里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异常：村里人经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，好象在讨论着什么大事。在这方面，青年人表现得最为活跃。在学校里，老师们也经常聚堆儿说话，好象有些不安分了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我多次听到了“姚文元”这个名字，说他笔杆子很硬，胆量也不小，敢写文章批判中央的大官。我也觉得姚文元很了不起，还真有点儿崇拜他。

      八月的一天，村里电杆上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，播放的是毛主席的“我的一张大字报”：在中央有两个司令部：一个是以我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，吹阳风，点阳火；一个是以他人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，煽阴风，点鬼火 ......。“播音员那高亢有力的声势，当时把我吓了一跳：中央有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，这是多么令人可怕的事情！年少的好奇心，使我费劲地瞎猜起来。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里到底都有谁？可是猜了好几天，也没有猜出来个所以然来（就当时年龄阅历而言，我是不可能猜出来的）。没过多久，谜团解开了。广播里说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是刘、邓、陶（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陶铸）！我一听吃惊不小，原来都是中央的大官！震撼之余，我还是有些疑惑。据我所知，他们都是当年跟毛主席一块闹革命打江山，后来又一起领导人民搞建设，他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呢？为什么要跟毛主席唱对台戏呢？为什么还要煽阴风点鬼火呢？对于这些疑问，我好长时间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      过了不长时间，听说造反派要造反了，要造走资派的反，当官的都是走资派。还听说郑州分成了两大派：一派是二七公社，是造反派；一派是公安公社，是保皇派（保的是何运洪，我也不知道何是河南的什么官）。一时之间，河南各地都闹起了”革命“，到处都在揪走资派，整个河南都乱了起来（后来听说外地也是这样）。我们安阳也和外地一样，先是两派，后来派生出了好几派（老联委、新联委、炮委、五月风暴等）。村里的很多人都参加了不同的派别。特别是青年人，写、贴大字报，搞大辩论，白天黑夜地闹革命，好多时间不在生产队里干活。有时出外闹革命，还要在生产队里记工分。生产队的土地缺乏管理，收获很少，一亩地二三百斤。年底算账，出一天工价值三毛多钱。有的家庭在生产队挣了一年工分，到年底工分钱抵不够口粮钱。

      全国、河南革命运动风起云涌，教育领域也不是世外桃源。学校里也象村里一样波澜起伏。老师们经常开会，批斗学校里的走资派 ------ 校长（是当官的都是走资派，都要批斗）。我们班里的学生也分成了两派。原来本是要好的同学，现在见面视同陌路，甚至耽耽反目。我参加的是保皇派，学校里批斗校长，我们一派便去保护，阻止对校长的批斗。因此我获得了一个“保皇派”的称号。后来，学校里凡是造反派的学生都发一个“红卫兵”袖章戴在左臂上（说是红卫兵保卫毛主席）。我也很想戴上一个，但我是保皇派，学校里不让戴，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。以后的日子里，学校里开会，戴红袖章的学生都站在前边，没袖章的学生都站在后边（我当然是站在后边了）。因为我有抵触情绪，所以每次开会，我都以不遵守纪律的行为来抗衡，并因此多次受到造反派老师的批评，虽然我当时没有敢当面顶撞，但我的心里是很不服气的。

      全国都在动乱之中，教育无人管理。上课的钟声响了，可老师还没有来。学生可自由了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一看老师不在，就把当桌子用的长条木板掀翻在地，并把支木板的砖墩踹翻，然后扬长而去。课本撕了上厕所，老师是不过问的，生怕被学生“造反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学校要学生交一块钱，每人发一本红塑皮的《毛主席语录》，自习课上自行学习。每次上课前，全体师生起立，右手拿语录本举过头顶（象是入党宣誓），恭恭敬敬地站好，齐声跟着老师喊：“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！”后来又加上了一句：“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！”学校里开会，也有了新规定：开会前，全体到会人员起立，齐声高唱《东方红》；会议结束时，齐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散会。这种形式，一直持续了多年。

     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我的四年级一下子上了三年。直到一九六九年，我才升了五年级。第二年本该上六年级了，可听说上边改了学制，小学成了五年制。历史潮流不可逆转，国家形势大局已定，我一个小小的学生，不愿意又能怎样呢？没奈何，在中共九大强劲东风的指引下，就这样结束了我这曲曲折折、跌跌宕宕、感受至深的小学时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