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说孩童到了五、六周岁才能有清晰的记忆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句话。因为一次不寻常的经历，充分地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。

       那是一九六零年，我已经过了五周岁了。那年初冬时节，我已经穿上棉衣了。有一天吃过晚饭后，我和妹妹在外屋玩耍，听见父亲和母亲在里屋说着什么。停了一会儿，母亲从里屋出来对我们说，明天要带着我们兄妹上安阳。我听了之后非常高兴，刚懂点儿事的妹妹也跟着跳起来。别看安阳离我们村庄不远（不过三十里路），但我们还没有去过一次（没有记忆）。听大人说，安阳是城市，有百货大楼，有照相馆，有洗澡堂，有火车站，还有中山街北大街。对于我们农村人来说，那确是令人向往的地方。但由于当时农村贫困，年人均收入一百元左右的经济水平，上一次安阳花上几块钱，都算得上是奢侈。有很多人是几年都不上一次安阳的。现在我们这么大一点儿就能去上安阳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确是一件万分庆幸的事情。虽然我们兴奋异常，但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下，我们还是早早地睡下了。

      第二天早上早饭后，父母、我和兄妹一行五人便上路了。到了宝莲寺车站，我们便坐上了安阳的客车。第一次坐火车，既新鲜又好奇，我从这个座位串到那个座位，甚至还串了车厢。望着窗外向后飞跑的道旁树木，我更感到好奇。没等我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客车就到了安阳车站。下车后过天桥，我兴奋异常，快步踏上阶梯，跑在了父母的前边。天桥上南北望去，看到南来北往的火车冒着黑烟象一条长龙从远处驶来，从天桥下呼啸而过。向东望去，虽然看到了几座楼房，但是视野也还是开阔了许多。走下天桥，过了检票口，我们便来到了东向的大街上（由于年龄小，不知道大街的名称）。

      向东走了一段路，天快晌午了，我们也说饿了。父母把我们领进了一家饭馆。父亲上前一句问，油条五块钱一斤，面条三块钱一碗，一斤红薯也要两块。当时父亲在近场上班，我们五个人一顿饭，就要吃掉十几块。没奈何，父亲买了些油条给我们吃，他和母亲吃了些面条，之后又喝了些面汤。饭后，我们去了百货大楼，看到了许多不知名的商品。虽然没买什么东西，但却使我大开眼界了。随后我们顺着大街往南走，又转了多家商铺。大约在半下午时分，我们来到了鼓楼广场。广场西边有个“江南包子馆”，在我们当地小有名气，但我们没有进去。广场北边有一个照相馆，名曰第四摄影部。父母领我们进去照相。在照相机前，我们兄妹三人都很听话，站得规规矩矩的。在灯光的照射下，摄影师一声往这里看，便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给我们留下了人生第一张珍贵的照片。

      夜幕降临了，父亲找了一家旅社，我们便住下了。旅社工作人员很热情，给我们安排了床位。其中一位阿姨还逗我们玩，我们很是开心。床铺是一排大铺，被褥洁白整齐，比我们家好多了。可是我的心思不在那里，而是在看着屋顶上的电灯发呆（当时农村还没有用上电，只听说灯头朝下）：灯头朝下亮着，也不见冒烟儿，我担心电灯把油洒了，可油又在哪里呢？后来躺在被窝里，我老大一会儿也没睡着，一直在想灯头朝下会不会洒了油这个问题。

      翌日早晨，我被父亲唤醒了。睁开眼一看，太阳光从窗户照进了屋里。我赶忙穿衣下床，跟着父亲走出了旅社。在一家小饭馆里，我们又胡乱吃了些饭。在走回火车站途中，我们又去转了青年门市部（这里比百货大楼差远了）。之后，我们便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

      火车徐徐开动了。刚刚驶出城郊，车上便有身着白色工作服、推着四轮小车的服务员卖饭了。别人有买的，五毛钱一盒大米饭，饭上有菜，菜上还有两三片肉，在旁边就闻得很香。在家一年还不吃几次肉，看着人家吃，我真有点眼馋，心里痒痒的，真想吃上一盒。可转念一想，这一次上安阳，花去了父亲大约一个月的工资，已经够父亲心疼了；要是再吃上几盒，又要多花几块钱。要是在家开支，又能支付一个月了。节省一点儿算一点儿，别再让父亲为难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也不多想吃了。于是我咂了一下嘴巴，又轻轻地咽了一口唾液，安安稳稳地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。

      这是我的第一次记忆，也是我最早的记忆。这次记忆虽然是那样的片片断断，那样的缺乏逻辑性，但我觉得处在那样一个贫困苦难的年代，能到城市里逛商场，还照了相，甚至还在旅社住了一晚，这也是万般欣喜和庆幸了。特别是我们的那张兄妹照，照片上我戴的红色小绒帽，我穿的绿底黑点儿的小花袄和蓝色裤子，都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......